正基于此，司法诚信建设也就成了我国当前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最有力突破口。
不过，我总是觉得，这些都不足以让我们一针见血地准确把握中华法系与西方法系，印、伊法系的根本区别所在，不足以让我们把握中华法系的特有精神。一是依亲属名分服制断案，诉讼"凡宗族亲谊，必须问明是何称呼（谓），系何服制"。
既然大家均有"理性"，而非有人有、有人没有，那么所有的人当然应当"平等"和"自由"。家规家法从来不是家长与子孙协商合意的产物。（注：《牧令书辑要·刑名上·审理杂案》。即使无亲属关系，也要讲究尊卑名分："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也许在审判系统内部上报下达的文件公函之类中常需引用法条正文及进行解说辨析，但在对百姓公布的判词中一般只讲经义礼教原则。
（注：《韩非子·五蠹》。人民只能从他们最熟悉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去推想国家与法律起源的情形。而且，警察机关在刑事诉 讼程序中通常只承担侦查职能，其权力作用空间亦只局限于侦查程序之中，并没有将自 己的权力扩张至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其他阶段。
在笔者看来，支撑着这些 国家检警关系的实践运作并引导着其最终发展方向的其实也正是检察机关权力最初进入 到侦查程序中来所要达致的目的，即要如何实现侦查程序自身的运作目的。一、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目标制度的功能设定：基于侦查程序的目的 从本质上而言，侦查程序中之所以会出现检警关系该如何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 检察机关所承担的诉讼职能(注：在刑事诉讼理论中，关于刑事诉讼职能的划分存在不 同的学说，本文采下列观点，即刑事诉讼的职能包括以下几项：(1)侦查职能。第三，要具备能够有效规制侦 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的功能。总之，大 陆法系创设检察官制度最终就是要"以一个经过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拘束的检察官来监 督控制警察侦查活动的合法性，以摆脱警察国家之梦魇。
(注：比如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 在施行此制度时所建立的向同级公安机关设立派出机构--指导侦查室的作法。德国的情况已如前述，在其他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 比如法国，作为享有侦查指挥权的检察官在实践中也是很少亲自负责侦查，而是由警察 承担绝大多数的侦查工作。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检 察机关退侦率的增加(注：以北京基层检察院的情况为例，2001年北京顺义区人民检察 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 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侦查权行使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查 证犯罪，而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纠纷之所以被强行纳入法律评断的范畴，既在于犯罪侵害 个体人权利的"私"性质，又在于其破坏现行社会秩序的"公"性质，因此无论是基于 犯罪被害人和一般民众安全诉求的民意驱动，还是国家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根本利益要 求，侦查权的行使者都因此具有了积极和扩张行使权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冲动。(注：Lilie,Hans,1994,Das Verh ltnis von Polizei und Staatsanwaltschaft im Ermittlungsverfahren,ZStW106(1994),S.626.转引自吴耀宗：《警察在犯罪侦查程序 的角色与权限之再思考》[A]，载台湾《"警察职权法制研讨会"论文集》[C]，1989年 版。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在逮捕措施的批准上：检察机关负责审 查批准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不批准逮捕决定可以要求复议 和复核，二者形成了一种职权行使行为上的相互制约关系。
参见史耀阁：《检察指导侦 查的诉讼价值及运作模式》[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总之，侦查程序必须首先要能够确保侦查目的的实现，这也是追求侦查程序其 他目的获得达致的前提。但是显然，由于我国侦查监督在制度的设置上缺乏科学性，比如法律 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得随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和进入侦查现场的权力、没有确立有 效的事前监督方式和监督纠错机制等等，导致了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在实践中的贯 彻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侦查监督"规制权力、保障人权"此一该制度创设、同时也是侦 查程序运作的根本目的。检察机关的此种权力扩展使侦查程序中交织着两种积极 性国家权力，(注：所谓"积极性国家权力"，是相对于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且同为国 家权力之一种的司法权力而言的。
那么，如何能够在检警关系得到密切联系和加强的情况下，既能够保证检察官从公诉的 角度引导警察的侦查取证行为，使侦查活动与公诉活动有效衔接，以提升公诉质效，又 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警察基于维护秩序、控制犯罪的职业心理而进行侦查活动的积极主 动性、以提升侦查质效就成为建立我国检察引导警察进行侦查取证机制所需要遵循的根 本原则，亦是优化我国检警关系中的一个关键之处。(注：康顺兴 ：《刑事诉讼适用正当法律程序之探讨》[J]，台湾地区《刑事法杂志》第43卷第4期。
因为引导与领导的话语位阶明显不同，后者压制色彩浓烈，而前者的非强制性意 味更强，况且谈及检察机关对警察机关侦查的领导本身就是对本文在试图优化我国检警 关系时所设计的第一层次举措的违反。)依照德国一般学说的理解，有关犯罪侦查程序的指挥与进行原则上应该由检 察官所掌控和负责，仅在一些个别的、有限的委托侦查的情形下，警察才有指挥主导权。
所以笔者在探讨侦查程序目的时将不以上述三个学说为论述主线，而是依据自己的学 术理解，提出侦查程序的(微观)目的如下： (一)侦查程序的直接目的：寻获证据、查缉甄别犯罪嫌疑人 侦查程序的运作目的首先是要能够保证侦查目的的实现，即查找和寻获犯罪证据、查 缉和甄别犯罪嫌疑人。即使在新法实施之后，警察部门 仍然享有起诉决定权，"皇家检察官"只是有权对于警察移送的案件进行审查，认为证 据达不到起诉标准或出于政策考虑不宜起诉时可以撤回起诉，或者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变 更起诉。这样，评价检警关系是 否合理的标准也就应该是其是否具备有利于侦查程序运作目的实现的功能。笔者 认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乃是以"侦查程序"为共同的外 部运作空间的，因此在侦查程序中对检警关系进行正确定位的最根本目的--也可以说 是唯一目的--并非是单纯地调整检警两机关在侦查程序中互动关系的平滑与流畅，而 是要通过此种检警关系的构建来实现侦查程序本身的运作目的。以公安机关在侦查程序中滥用权力、侵犯人权最为明显的两个 表征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为例，在刑讯逼供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1996 年查获的刑讯逼供案件为409起，1997年为412起(注：陈永生：《侦查程序原理论》[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7-8页。基于此，参照本文前述所设定的合理的检警关系所应具备的功能，结合我国现实的检 警关系在相关功能上的优劣判断，笔者认为，要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模式应该 做到： (一)坚持公安机关为侦查主体、享有独立侦查权的现行侦查体制 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机关一直就是主要的侦查机关，享有完整而独立的侦查权。
因此，在德国，作为法律守 护人的检察官还"负有彻头彻尾实现法律要求的职权"，(注：林钰雄：《检察官论》[ M]，台湾学林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而本文则试图运用一种制度功能分析的方法来对此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侦查程序的深层目的：衔接起诉、提升公诉质量和效果 虽然许多侦查程序并不是以起诉为结束，而是可以作程序上的自我终结，但是绝大多 数的侦查程序都会过渡到起诉阶段，因此侦查程序与公诉程序存在着紧密的前后承继关 系。而 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检察机关是名义上的侦查权主体，是警察机关侦查工作的指挥机 关，但是从其检警关系的调整实践来看，警察机关作为主要的侦查机关并在实际上享有 独立的侦查权的发展趋势比较明显。
如此看来，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检察机关不仅是起诉程序中的主角，亦在侦查程 序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诉讼角色，是同样享有侦查权的警察机关名义上的领导者，还是 警察机关权力行使的监督者。2002年顺义区 检察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611件，其中退补案件187件(包括侦查部门撤 案或建议侦查部门撤案25件)占30.5%：一次退补案件148件。
从本质上来说，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 系亦是侦查程序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合理的检警关系模式，也即我们所要建构的 目标制度也就相应地要具备以下功能：第一，要具备能够有效寻获证据、查缉甄别犯罪 嫌疑人，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直接目的的功能。参见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比较法考察》[M]，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第67页。"(注：[苏]H·N·波鲁金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第1页。)田口守 一先生甚至认为："审判时调查证据的前提是在侦查程序中详细调查犯罪嫌疑人和参考 人。
第三，要具备能够有效规制侦 查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从而实现侦查程序的根本目的的功能。)通过侦查活动，可以缉获犯罪嫌疑人，并通过将其交付起诉和审判 以最终实现国家刑罚权、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
(二)建立检察引导警察进行侦查取证的机制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化，犯罪已经从个别偶发转向为集体计划性的型态，高智能 、高科技、高隐密性的犯罪已逐渐取代传统的犯罪。(注：英国的情况有些例外，英国在《198 5年刑事起诉法》实施之前，警察机关还要负责起诉。
不仅如此 ，德国在最初设立检察官一职时，当时身兼普鲁士部长要职的萨维尼所极力推崇的检察 官乃"担当法律守护人之光荣使命"的主张获得立法支持。在笔者看来，支撑着这些 国家检警关系的实践运作并引导着其最终发展方向的其实也正是检察机关权力最初进入 到侦查程序中来所要达致的目的，即要如何实现侦查程序自身的运作目的。
即公安机关是侦查职能的主要承担者，负责绝大多数案件 的侦查工作，检察机关则主要承担控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就检察机关的工作而言，如果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的时候没有进行 严格把关，而仅依凭公安机关所提供的不合公诉标准之证据勉强提起公诉，则必然导致 公诉质量和效果的降低，致使侦查程序的深层次目的亦无法实现。因此，检察官之创设，可说是 欧陆法制催生法治国并克服警察国之里程碑。第二，检警"互相制约"。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检 察机关退侦率的增加(注：以北京基层检察院的情况为例，2001年北京顺义区人民检察 院共受理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案件468件，其中退补案件95件(包括侦查部门撤案或建 议侦查部门撤案11件)占22.9%：一次退补案件78件。)其应该通过客观关照义务的担当时刻检 视刑事诉讼中其他公权力的行使状况，以防范由于国家的滥权而造成对被追诉人权利的 侵犯。
)《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245条(侦查之目的及范围)也规定："侦查系指 为调查犯罪是否存在、确定其行为及行为人之责任，以及发现犯罪及收集证据，以便就 是否提出控诉作出决定而采取之一切措施之总体。(注：[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 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4页。
三、参照目标制度功能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检警关系 一如本文在前述所反复强调指出的，合理的检警关系基本的判断标准乃为其是否具备 使侦查程序目的获得最大化达致的功能，而并非某一个国家检警关系的建构现实。但是在德国侦查实务上的运作情形正好相反，大部分的犯罪侦查程序指挥权(尤其是 中、小型的犯罪)却掌控在警察手中，即通常由警察独力进行侦查，等到其进行至某一 成熟阶段，才将案件移送给检察官，而检察官通常也根据其移送的结果来决定是否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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